中国是世界上页岩气储藏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页岩气可采资源量达到36万亿立方米[1]。2012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2]，设定了到2015年65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目标，并展望2020年页岩气开采量可以达到600-1000亿立方米。

页岩气被政府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BridgeFuel）能源。未来10-15年，要实现能源结构中大量减少煤炭比例、满足油气消费增长需求的目标，中国政府认为借鉴美国经验来大力开发页岩气是非常可行的策略。但是中国页岩气发展面临的问题是这一策略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同时页岩气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的“过渡性”能源？

2020：页岩气发展仍处起步阶段

中国重视页岩气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著减少煤炭的消费量。2014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29.7亿吨标油，原煤占比66%，石油占比17.5%，天然气占比5.6%[3]。煤炭占绝对主导的能源系统是中国空气污染严重、碳排放高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自2011年以来，就开始加大天然气的消费量和进口量，2014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1800亿立方米，比上一年增长7.4%，其中580亿立方米来自进口[4]。根据政府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中国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占比10%，相当于超过3600亿立方米，几乎是要在六年时间内翻一番。

如此高的天然气增长目标下，页岩气所占的份额难以在未来五年有大的突破。首先，中国在“十二五”启动的页岩气发展计划并不顺利，中国2014年页岩气产量仅有13亿立方米，具体2015年页岩气开发量达到65亿立方米的目标相差很远。同时，中国目前页岩气开发面临技术实力、勘探能力、开发成本等约束，伴随宏观经济下行、投资力度减弱、国际油气价格疲软等因素。

因此，国家能源局调低了2020年页岩气开发的量化目标，从之前的600-1000亿立方米调低到300亿立方米[5]。由此来看，即使到2020年30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的产量如期实现，其占当年天然气目标消费量3600亿立方米的比例也仅有8.5%。假设未来五年天然气进口不出现指数型增长，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页岩气无法扭转中国天然气到2020年仍在能源系统中扮演辅助性角色的局面。

2030:中国难以复制美国页岩气发展“传奇”

过去十年页岩气在美国的爆发式发展是促动中国自主开发页岩气的最主要外部因素。中国希望复制美国的“传奇”，但是留给中国大规模发展页岩气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20-2030年的十年时间。当2030年左右中国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达到峰值，其实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化石能源将面临碳减排带来的减少消费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以风电、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具备更强的成本竞争优势，因此2030-2050年将是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从而全然主导能源系统的的转型期。我们认为2030年后将没有大规模发展页岩气的国际、国内政策环境。

为了替代煤炭，天然气在2021-2030年期间仍会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例从2020年的10%继续增加到15%左右，消费量达到每年6500亿立方米[6]。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并且2020年后页岩气开采仍然快速增长，我们假设中国国内页岩气产量在天然气消费中类似美国那样占到半壁江山的地位，即2030年能满足40%－50%的天然气消费需求，那么页岩气届时年产将达到2600－3250亿立方米。

页岩气发展要达到这样的规模，目前政府执行的补贴同时增长惊人。为了控制补贴的数额，政府在2015年调低了补贴标准。之前的标准是2012-2015年间的项目每立方米补贴0.4元人民币[7]。2016-2018年间补贴减为0.3元／立方米，2019-2020年为0.2元／立方米[8]。按照页岩气开发目标，2020年页岩气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那么对页岩气的直接补贴额达到60亿元，相当于2014年应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值660亿元的9%[9]。当补贴可再生能源电力资金的缺口不断增加，政府的公共资金应该似乎更多用来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

开发页岩气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是投资规模是否可以跟得上。如果将政府对页岩气实施的直接补贴资金考虑进去，那么达到年产3000亿立方米的规模，累计需要投资估计接近1600亿美元。相比之下，作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4年中国投资了833亿美元在可再生能源市场[10]。未来十年，中国仍会继续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仍会继续稳步增加。随着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持续增加，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的成本差距将继续缩小，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发展可再生能源将具有更高的成本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留给页岩气大规模发展的时间并不多，可能就是2015-2030之间的10-15年的时间。面对高达160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决策者需要站在能源转型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国际气候变化政策、页岩气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国内外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波动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谨慎审视页岩气开发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定位。